Max Waters清明，想起曾经的同桌，永远定格在十岁的小女孩，愿她一切安好。清明，夜里依然清冷，总该在今天怀念某个人。一个胖乎乎的小女孩的样子占据我的头脑，穿着臃肿的黄色棉袄，头上戴着手织红色毛线帽。
她的名字和她的人一样安静：岳静。她和她的安静陪伴着我喋喋不休上蹿下跳的四年级。
在我们小学的班级里，“岳静”这个名字存在感极低，因为她天生有种重病。大部分时间里她的位置都是空缺，一学期平均只能来学校两三周的时间。而就在她来学校的这点时间里，老师总是反复警告我们不许和她嬉笑打闹，不许和她有肢体接触，她也不参加任何体育课和课后活动。她总是安安静静在自己位子上坐着，虚胖的身体被裹得严严实实，连带她所占据的那一块空间几乎都是静止凝固的。
我们不知道她得的是什么病，她在班上也没有朋友。一学期仅有的能看到她的那几天里，她总是安静地坐在位子上，上课认真听讲，下课认真看同学嬉闹，没有人会去靠近她跟她聊聊天。曾经听到过别的同学说那种怪病是一碰就血流不止，流到死为止，听着像是编的，但也再没放在心上。
整个小学时期的我是个不省油的猴子，吃饭挑食面黄肌瘦，天天上课说话天天被罚站，连四年级新换的男班主任都惊叹一个女孩子竟能皮成这样。为了减少我上课说话的恶劣影响，老师安排我和岳静坐了同桌，这样一来一个学期里大部分时间我都是一个人霸占一张双人课桌，虽然这并不妨碍和前后排的同学旋转聊天，但终究近水楼台的左手边空空荡荡。
四年级的上半学期就在我独霸一桌的闲散中过去了大半。临近元旦的一天早晨，一进教室就看到我左手边的位置被一大团黄色占据了。
我在岳静身边坐下，着实有些不快，又按捺不住好奇观察她。从身形上来说她比同龄女孩子臃肿许多，但又看起来苍白虚弱，那件肥大的黄色棉袄更是扩大了这种视觉效果。在教室里学生是不允许戴帽子的，只有她是个例外，她任何时候都戴着那个手织的能包住耳朵的红色毛线帽。
我变得小心翼翼，生怕不小心碰撞到她，也没什么话可说。她上课非常认真，眼睛几乎一刻不停盯着老师，这是那种面对极其宝贵的时光的珍惜，就像我珍惜除夕夜手里最后几支窜天猴一样。
我一直观察她，她的沉静里有一种远远超出我们年龄的淡漠。她其实长得十分周正，眉毛和眼睫毛浓浓的，被虚胖的脸颊挤着的五官有种恰到好处的端庄，如果脸颊能够变出些红晕的话还真像年画里的娃娃。
慢慢地，我开始跟她东拉西扯些学校的事情，她也会跟我说她喜欢美少女战士和新白娘子传奇的粘贴画，她的声音有点甜但总是小小的。眼看马上到元旦了，那时候的小学生都流行互送贺年卡，元旦前的整整一周全班同学都忙着写卡送卡，我亦是忙得不亦乐乎。
一个课间，在我从别的小组窜回来捏着收获的一叠贺卡时，我看到岳静偷偷从书包取出几张空白贺卡，扭扭捏捏不知所措，但一片混乱中没有同学注意到她。我便回到座位上主动向她索要一张，她有些害羞又极其认真地挑选了一张她认为最好看的，卡面上是两只红围巾兔子仰头看夜空中的流星，后面有温馨的小木屋，窗户上写着花体的“Happy New Year”。她在卡背面一笔一划认真地写了两行字：书山有路勤为径，学海无涯苦作舟。字体工整，小小的拘谨的两行，就像她的声音。
那天下午放学，我俩第一次一起走路回家，为了照顾她的身体，我们走得非常慢。前半段我发挥特长——讲故事（彼时我唯一的过人之处便是看书多善讲故事）。我讲了一个王尔德的《快乐王子》，她像第一次吃到冰激凌的小孩一样欣喜。我讲完后，她主动说起了她的病。其实我们并不顺路，走过刚开始的一段后在一个大十字路口，她家应该向右拐，我要继续直走。但为了听她说她的病，我坚持陪她走回家。
她说她的病叫“血友病”，是遗传病，她属于很重度的那种。其实血友病在今天看来并不是那么致命的绝症，但在九十年代的西部城市，没人懂得基因缺陷是怎么回事，医院也没有先进的治疗手段。
而她接下来所说的，对当时不满十岁的我是一个巨大的冲击：在她从小被确定为绝症之后，父母又努力生了个弟弟，而她弟弟比她情况还严重，已经在去年死在市医院了，死的时候才五岁。她爸爸认为她妈妈是个丧门星，都是因为她妈妈做了孽才生不出健康孩子。而她爸爸因为她弟弟的去世万念俱灰，独自进山住到庙里修行去了，再也不管她和她妈妈。所幸那时我还小，不懂得“女权”、“渣男”、“逃避责任”这些概念，只是单纯觉得她和她妈妈实在太可怜了。
走到她家门口，我俩谈兴正浓，她邀请我上去她家玩一会儿。我们爬上了一栋简陋的筒子楼的二楼，她妈妈开门时看到我惊得不知所措，大概因为她从没想过女儿竟能带个朋友来玩。同样震惊的还有我，因为她妈妈的相貌。在我的认知中我和同学们的妈妈都是三十多岁，烫着大波浪穿着高跟鞋成熟靓丽的女人，小学生的妈妈不就应该是这样的吗？但开门的瞬间露出一张苍老的脸，宽大的骨架上就剩了一层皮，眼窝深陷，嘴角向下垂着，齐耳短发几乎有一半都是白的。她妈妈在围裙上擦了擦手，赶紧招呼我们进门，逼仄的客厅中间支着一个铁皮烟囱炉子……
那个遥远的下午在我的记忆里只剩了些零星碎片，其中最清晰的一个碎片就是她妈妈很高兴地拿出相册让我看，一页一页翻着指着给我讲岳静小时候的一些事情。每一张照片上的她不管年幼还是接近现在，都是胖胖的安静地坐着或站着。我突然说了句：“好胖啊。”她妈妈愣了一下，眼里能看出受伤的神情，过了几秒种，这个女人只是淡淡地对我说了句：“她本来也和你一样瘦，如果不吃激素的话。”语气带着无奈、悲苦，又有一丝羡慕。
其实我想表达的意思也是羡慕，从小挑食为吃饭挨过不少打的我那时真的以为胖一点才是大人们喜欢的样子。我无法穿越回去为自己辩解，无法安慰那个悲苦的母亲。我只记得当时不知道该说些什么了也就匆匆告别了。而那天下午，岳静是真的很高兴，她表达的高兴也是安安静静的，只是坐在那里看着我笑。
过完元旦她竟还在坚持来上学，并且还参加了四年级上学期的期末考试，这应该是她坚持出勤最长的一学期。期末考试当天考完，我和一帮同学像出笼的野兽般撒丫子奔向操场，我占据了双杠，将地球上其他一切事情抛诸脑后。我把脚勾在双杠的一根，坐在双杠的另一根上后仰，让身体倒吊着。在倒着的世界里我看到岳静站在不远处看着我，她还是那身臃肿的黄棉袄和红毛线帽，她倒着向我挥挥手，转身坐上她妈妈的自行车渐渐远去。
几天后的返校她没有来，而公布出的她的成绩还相当不错，六七十人的班上排到了前十几名。寒假过后开始了下半学期，我左边的位子不出意外地一直空着，直到四月份。
再平常不过的四月的一天，上午早读还没结束，班主任被叫了出去。过了一会儿，负责早上值日的男生拎着拖把进来带着股兴奋说道：“岳静死了。”那神情和向同学通报“AC 米兰赢了”或“翁美玲自杀了”一样，班主任紧接着进来，制止了我们的乱哄哄。没等到下午我就有了新同桌，而岳静这个人就好像从来没存在过一样。只是之后的好几天我竟破天荒没上狗腿子纪律委员的黑名单，新同桌也以为我变得不爱说话了。不过也就那么几天而已，毕竟马上要到十岁生日了，我该满脑子盘算生日蛋糕和该脱去毛衣换上新衬衫了。
再往后的很多年，我几乎不曾想起过她，只是非常偶尔，脑子里会一闪而过那个在倒着的世界里跟我挥手的黄棉袄红帽子小女孩。今天，清明，这个黄色的身影停留很久挥之不去，可能是我年纪渐长，心里疲惫了。
我止不住想如果你还活着现在是什么样子？那我们也许早就没联系了，也许通过同学群加了微信，但最多可能就是偶尔礼貌点个赞，逢年过节发个祝福。你应该也有自己的小孩了，也许你妈妈还在任劳任怨帮你带着小孩。
如果你还活着，只是如果，那我也不必猜你过着怎样的生活，你就走你该走的路，我也走我该走的路，反正最终总会相遇。其实即使你永远定格在十岁，我们最终还是会相遇，只不过那时我也许是个中年人，也许是个老年人，还是能给你讲故事，做着安静的游戏。
山岳无声，夜静人空。我还记着你呢，直到再相遇。
Max.W
2025. 4
